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隐蔽战线的斗争即拉开了序幕！一批共产党人隐姓埋名，深入敌人内部，与敌展开了既惊心动魄又寂静无声的斗争，为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事迹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习时报推出《隐蔽战线英雄谱》专题策划，陆续介绍隐蔽战线的英雄和他们的事迹。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赓受命参加中央特科并担任情报科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在谍海密战波诡云谲的上海滩，陈赓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忠实履行了保卫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安全的神圣使命，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忠诚无畏、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这段隐蔽斗争的传奇经历，为陈赓大将波澜壮阔、辉煌精彩的非凡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目睹了敌人的猖狂屠杀，以及叛徒内奸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危害的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高效的情报保卫工作，才能保障党中央在上海的生存安全。为此，他建议党中央建立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此诞生。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保证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中央特科陆续设立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其中，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重点是获取报警性情报，料敌于先，防患未然。这对于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1928年4月，周恩来反复思考衡量后，找到正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委以重任。于是，尚未痊愈的陈赓化名“王庸”，担任了中央特科首任情报科长，并成为隐蔽战线的奠基者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陈赓当时年仅25岁，是党内屈指可数的情报保卫人才。1925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牺牲。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陈赓协助周恩来排查现场、搜捕凶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翔实材料。1926年9月，党中央派遣陈赓到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工作。陈赓成绩优异，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南昌起义时，陈赓在总指挥部负责政治保卫。他的忠诚可靠、机智勇敢，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保卫党中央，组建中央特科，少不了陈赓这样受过专业培训、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担当大任。周恩来把极为重要而特殊的情报战线工作托付给陈赓，可谓知人善任。
陈赓临危受命，隐蔽身份，在华洋杂处、五方辐辏的上海滩，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势力之间。他凭借着超群智慧和灵活机变，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并设法与他们混熟。很快，豪爽风趣、世情练达的“王庸先生”名声鹊起，各方人士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这给他的情报工作带来很大便利。在与各色人物言谈交往的过程中，陈赓获取到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初步打开了局面。
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经常变换住址、乔装改扮。他根据身份变换形象，穿什么像什么，穿工装像工人，着西服像“小开”，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在身又酷似商人。同时，陈赓极富表演天赋，精通多种方言，流利的上海话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敌人对他没有丝毫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洋探长兰普逊一次与“王先生”聚餐，拜托他协助抓捕一直在上海活动的陈赓，“王庸”一口应允。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陈赓，就在他们的眼前，还上演了一出“让陈赓抓陈赓”的闹剧。
陈赓知道，仅靠与各界人士广泛结交打探消息，并不能彻底掌握敌人动向。党中央要在上海站稳脚跟，必须建立严密的情报网络系统，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做到知己知彼、掌握主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很快，周恩来、陈赓为情报战线制定了“打进去、拉出来”的六字方针。“打进去”，就是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核心机密；“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及租界巡捕房里能够利用的人士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在陈赓的领导下，情报科“打进去”和“拉出来”双管齐下，使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得到很大发展。
1927年12月31日，党中央发出《中央通报第二十五号》，规定：“经过党部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陈赓立刻落实中央指示，选派忠诚勇敢的党员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1929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他们的组织关系也由地方支部转到陈赓手上。“龙潭三杰”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在情报战线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人生，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重要贡献。
1930年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租界内被捕，住处的一大箱子文件也被查抄。洋探长兰普逊围着这批文件发愁。他对中文不熟悉，挑来挑去不知道上面的内容，更不知道哪份重要。中央特科着手营救关向应，也要从这批文件入手，把重要的文件换出来，既能减少党的损失，又能让敌人无从判断文件主人的身份，便于施救。陈赓找内线杨登瀛商量，让他告诉兰普逊这一批文件很重要，同时表示愿意帮助鉴定。英国人求之不得，就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引渡案犯的要求。杨登瀛还向兰普逊介绍陈赓推荐的特科成员刘鼎去“鉴别”文件，并说刘是研究共产主义的政治学专家。刘鼎在存放文件的房间里，找机会把党内的机密文件藏在身上，出来时手里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租界当局信以为真，以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后经组织营救，关向应获释，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搜集更多的情报，陈赓拓宽发展情报网的思路，通过各种关系，接近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声望、又不同程度同情革命的上层人士，争取他们为革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名列“洪宪六君子”之首的杨度，在袁世凯死后倾向革命，尤其是结识李大钊后，思想发生更大转变。他一度寓居上海，是帮会大佬杜月笙的座上宾，获悉了不少政情内幕。争取杨度，对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适值历经沧桑、追求进步的杨度也想接近中共。他通过与陈赓有亲戚关系的同乡介绍，认识了陈赓。陈赓请示周恩来，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可以与之联络。陈赓依靠个人魅力，成为杨度的忘年交。经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杨度不仅为党提供了重要军政情报，而且帮助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起特情关系，发挥了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杨度后来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
在陈赓的周密策划下，经过半年努力，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军队、警察以及租界巡捕房建立起了庞大的立体情报网。这对于掌握敌人动向、保卫党中央、惩治叛徒，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周恩来称赞陈赓领导的情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和“恰到好处”。
1929年11月11日深夜，法租界霞飞路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当大批巡捕和侦探赶到时，枪手早已消失在夜色中，现场只留下多具身中数弹的尸体。第二天，枪战轰动了上海滩，成为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租界当局绞尽脑汁，也未能侦破此案。
白鑫是黄埔毕业生，参加过南昌起义，1929年调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秘书。8月24日下午，公共租界巡捕突然闯入新闸路经远里12号，将在白鑫家中“打牌”的几个人全部押走。
白鑫家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处秘密机关。这场“牌局”，是中央军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围坐在麻将桌四周开会的人，分别是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以及白鑫。
陈赓通过内线杨登瀛很快查明，出卖党的领导干部的叛徒就是白鑫。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和江苏省的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输诚的投名状，并获取一笔丰厚的奖赏。
事发当晚，中央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给中央特科布置两项任务：一是启用各种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二是侦查白鑫的行踪，坚决镇压。中央特科倾尽全力出动，陈赓参与指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8月28日清晨，敌人准备将彭湃、杨殷等人从拘留所押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下令由陈赓带队，凡是会打枪的特科成员都参加，实施武装营救。当天，几十号人化装成电影公司出外景的摄影队，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附近严阵以待。可惜，营救行动在细节上出了问题：安排运送武器的人来迟了，加上枪内防锈的黄油尚未清除不能使用。陈赓眼睁睁地看着囚车从身边疾驰而去，气得直跺脚。
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惨遭杀害。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号召以实际行动回应反革命的屠杀。
彭湃、杨殷等同志的殉难，激起大家对叛徒的无比痛恨。这时，国民党方面为保护白鑫，故意施放烟雾弹，在报纸上散布消息说：白鑫“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中央特科已经查明，白鑫就在上海。
经过周密侦查，中央特科确认了白鑫的藏身之处位于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4弄43号，这里是他的政治保护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市警察局侦缉队督察员范争波的公馆。同时，杨登瀛也传出白鑫将于11月11日离开上海逃往意大利的行程计划。
周恩来决定严惩叛徒，决不能让白鑫溜掉。中央特科在和合坊周围布下了一张大网，数名“红队”队员装扮成补鞋匠和小商贩，守住弄堂到霞飞路的出口。陈赓租住在紧靠范公馆的27号三楼，严密监视白鑫的举动。周恩来亲自到和合坊观察现场，确定了在白鑫动身那天将其处决的行动计划。
11日晚11时，东躲西藏了两个多月的白鑫，终于在和合坊43号的后门口出现了。他在范争波兄弟以及保镖的簇拥下，疾步走向送他去码头的汽车。陈赓率领“红队”队员一拥而上，数枪齐发。白鑫吓得魂飞魄散，一边拔枪抵抗，一边夺路逃命。陈赓等人紧追不舍，终将罪大恶极的叛徒击毙在71号门牌前。
上海滩报界对霞飞路锄奸行动大肆渲染。《申报》称此为“暗杀巨案”，外文报纸使用套红标题《东方唯一的大谋杀案》，把枪战描绘得有声有色。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之心颤胆寒。
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5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集中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将近50人参加。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中央特科全体动员，提供情报和政治保卫，确保会议顺利召开。特科领导斟酌再三，最终把会址确定在派克路和白克路口附近。那里地处公共租界的闹市中心，英国人开设的卡尔登戏院也坐落于此。陈赓派人在卡尔登戏院的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小红楼，用情报科成员、以医生职业为掩护的柯麟（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的名义，临时开办了一家“达生医院”。一楼是接待室、门诊室和药房，二楼和三楼是代表住宿的“病房区”，四楼是会议厅。
陈赓和同志们商议出了严密的保卫流程。各地代表抵达上海，先由特科成员护送到旅馆住下，经审查后，换上适合各种身份的服装，作为“病人”送进“达生医院”。开会之前，医院里医生、护士、杂役一应俱全，治病施药一如平常。开会当天，代表们才能进入四楼会场。为防止出现突发情况，陈赓还设计好了迅速转移的通道。他们把紧邻小红楼的另一处朝向其他街道的楼房也包租下来，两楼楼顶之间预备木梯。一旦敌人包围会场，代表们可以从红楼的楼顶爬过木梯转移到另一处楼房，然后通过与楼房联结的另一条喧嚣大街撤离。
对手也没有闲着。会议还在筹备阶段，风声就传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认定这是一个彻底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以及工农红军指挥中枢的大好时机。但是，情报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于是熊式辉招来了手下的所有密探、特务，当场开出50万元的巨额赏金，命令他们将确切的会期、会址侦察清楚。熊式辉断定，共产党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一定会选择在租界里。他授命手下的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与巡捕房一起联合办案，深入租界腹地重点查访。
5月20—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小红楼里秘密召开。会议期间，陈赓装扮成算命先生在医院门外的路边摆摊坐镇，特科成员则化装成小商小贩、黄包车夫在周围游走，担任警戒保卫，并不时来到陈赓的“摊位”前“算命”，暗中报告周围情况。
就在此时，宋再生带着捕房包探，有门必入、有人必问，搜索区域步步逼近公共租界的闹市中心。5月23日，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黄昏时分，宋再生和手下距离会议地点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次日，宋再生带着大批宪兵和捕房包探冲进小红楼时，一下傻眼了。一夜之间，这里居然人去楼空，代表们被安全送出了上海。新开的医院又神秘地消失了。
共产党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召开重要会议，近50名参会人员居然来去自如，这让熊式辉暴跳如雷、大惑不解。多年后，谜团解开，原来熊式辉的密查员宋再生是陈赓派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人员。在陈赓的巧妙安排下，内线外线密切配合，让敌人破坏中共组织活动的企图又一次落空。
1931年仲春，在上海的党中央即将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
4月25日，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手里掌握着中央秘密机关的确切地址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隐蔽住所等核心机密，还熟悉所有的接头暗号和电台密码。他的叛变将给党中央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损失。对此还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危在旦夕。
幸好，安插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及时截获了这一绝密情报，派人赶赴上海报告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周日早晨，李克农听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感觉事情紧急，必须立即找陈赓。当天并不是约定的接头日子，李克农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陈赓，报告了此事。陈赓很快汇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组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转移。陈赓率领特科成员连续作战，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将所有中央重要机关和人员安全转移，切断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了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尽量降低其叛变投敌造成的损失。特务头子陈立夫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但是，隐蔽战线的工作还是受到了顾顺章叛变的严重影响。1931年5月，周恩来报请中共中央批准，迅速改组了中央特科。
为了保护陈赓，1931年6月，党中央决定陈赓一家到天津考察能否开展特科工作。不久，党中央派陈赓前往鄂豫皖苏区，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1931年9月，陈赓告别了上海滩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投身到与敌人浴血奋战、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在戎马倥偬中成长为威震天下的一代名将和著名军事家，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国防军队建设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卓越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