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受欢迎的连续剧,可能要算是《潜伏》了。里面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红色特工的代言人。也是因为这部连续剧,余则成原型人物之一的吴石将军,他的英雄事迹也被大家所了解。
在《潜伏》这部剧中,余则成是受到自己上级,中共地下党员吕宗方的影响,加入革命的。真实的历史中,吴石将军的上级联络人又是谁呢,他后来是不是像吕宗方那样,也牺牲了呢?
吴仲禧,字奋飞,福建省闽侯县(现福州市)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在北伐学生军中,他与吴石相识。1914年,他们又一同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
1924年初,吴仲禧获悉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便来到李济深办的西江讲武堂任教官。1926年6月,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附。7月,他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肇庆誓师北伐。在汀泗桥战役中,在团长戴戟中弹负伤的情况下,他代理团长,继续指挥部队参战,接着又参加了贺胜桥和武昌的战斗。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吴仲禧升任为第二十四师参谋长。1927年4月18日,第四军、第十一军在武昌南湖誓师,进行第二次北伐,这时吴仲禧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代师长。
此时的他,第一次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他私下问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像我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如果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呢?”蒋先云爽直地告诉他:“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党组织的门是经常开着的。”
随后,吴仲禧参加临颍战役,在正面部队受阻的情况下,他接受蒋先云的建议,果断率部从敌主阵地东北,迂回敌后炮兵阵地附近,攻占辛庄,断敌退路,配合北伐军主力部队一举击溃奉军。这一战也使武汉国民政府步入军事上最显赫的时代。然而,也是在此役中,蒋先云壮烈牺牲,吴仲禧十分悲痛,也因此失去了进一步接触共产党的机会。
6月7日,吴仲禧奉命从开封回师武汉,此时宁汉合流,张发奎夺去了他的兵权,将改任他为第二方面军副官长,他不愿意与蒋介石那帮人同流合污,托词于7月底离开部队,去庐山休养,后返回家乡暂住。
接下来的几年里,吴仲禧游走于一些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团体中。先是参加了邓演达、黄琪翔、季方等人组建“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亦称“第三党”)的活动,结果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逮捕杀害了。
后来他又参加了“福建事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 、陈铭枢 、蒋光鼐 、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19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 ),又失败了。
在这期间,他家的经济情况不好,经常入不敷出,需要靠借贷度日。有人曾对他说,北伐胜利后,陈铭枢、张发奎、朱绍良等,你随便跟哪一个,现在生活都解决了,何至于此 ? 但他专心于政治上的探索,始终保持与一些进步人士联系。对于自己生活上的困难,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
1934年夏,吴仲禧因“福建事变”失败流亡广州市,季方介绍他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当时王绍鏊从上海来到广州,说是受上海各界之委托,有要事一定要面谒“南天王”陈济棠,希望吴仲禧能设法找关系帮忙。吴仲禧问王绍鏊是否与陈商谈反蒋之事,王答此事比反蒋之事更为重要。
吴仲禧即委托关系,代为说项,终于如愿以偿。事后王绍鏊很高兴的告诉他,已与陈济棠见面并达成默契,但此事还要绝对保密。后来才知道王绍鏊与陈济棠商谈的内容是:江西的中央红军如果出现在粤北边境,只要陈能做到广东军队不出击,红军保证不入广东境内。
这次秘密会见,推动了赣南前线双方代表的直接谈判,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期间,他和王绍鏊多次交换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增进了友谊和了解。
1936年,吴仲禧得知张发奎从国外回来,担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他即赶到浙江省嘉兴找张发奎,张任命他任总部参谋处作战科长,负责组织修建苏、嘉、杭沿海国防工事,还能就近与上海的季方、王绍鏊取得联系。
吴仲禧到嘉兴后,立刻写信约王绍鏊到嘉兴面谈。这一次,王绍鏊对吴仲禧说,自己是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和他见面的。
还说,张发奎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如能团结张发奎在苏嘉杭抗战,将来张可称为抗日英雄。他认为吴仲禧是在张身边,算得上可以说话的人,希望他能帮忙,做好争取张发奎的工作。
吴仲禧听后十分兴奋,他问王绍鏊,像他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是否可以参加共产党?王绍鏊当即表示 :“你有这个志愿,我可以代为介绍。”随后,吴仲禧将自己的简历和认识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王绍鏊带回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何克希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嘉兴找到吴仲禧,说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何二人。
何克希为他办了入党手续,并告诉他,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在张发奎部的上层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张发奎切实推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方针。
同时,作为秘密党员,他只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吴仲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这年他已42岁。
抗战开始后,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吴仲禧任总部少将高参。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吴仲禧最初在长官部任少将军务处长,1939年12月调任韶关警备司令。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统区后方的政治局势日趋复杂险恶。
张发奎、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挤在粤北这块小地盘,相互算计对方。吴仲禧当时因有张发奎的信任,同余汉谋、李汉魂又有一些老关系,一时尚能周旋其间,伺机开展地下工作。
1941年1月吴仲禧离开韶关,到柳州就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正值“皖南事变”爆发,桂林、柳州的政治气氛紧张。吴仲禧向张发奎报到时,张嘱他今后要多加小心,不要授人以柄。
张发奎还向他谈到战区上层的一些情况,说最近白崇禧推荐吴石任战区参谋长,张表示钦佩吴石的军事学识和为人正派,但恐吴有些自负,难以搞好关系。张发奎知道吴仲禧同吴石曾一起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又是保定同期同学,私交甚好,故希望他能从旁做些沟通工作,免生嫌隙。
吴石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后,吴仲禧向他转达了张发奎愿与他合作的意愿,并向他介绍了张身边一批开明高级将领陈宝仓、张文、丘哲、张励,并告诉他政治部一些人常借机挑起事端,要警惕。吴石表示自己致力于谋划对日作战部署,不想卷入党派斗争,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尚感力量不足,再要反共那只有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吴仲禧作为第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随同方面军司令部进驻广州。在广州,他主持审判、处决了一批汉奸。1946年1月,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他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闲职。
1946年4月,吴仲禧来到上海,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张唯一和王绍鏊等人汇报了工作,并提出了要求去延安学习的愿望。经潘汉年请示周恩来决定,劝吴仲禧暂时放弃到延安学习的想法,最好能在南京国防部内找个实职,以便搜集国民党军的情报。吴仲禧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难、危险的任务,但还是愉快的接受了党组织的派遣。
随后吴仲禧立即赶往南京,找吴石帮忙,设法在国防部内谋个实职。其时,吴石在国防部任史料局局长,在吴石的帮助下,吴仲禧于当年9月就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在监察局任职虽不直接掌握军事机密,但可借此在南京活动,并有机会到各地视察,有利于搜集军事情报。
1946年底,吴仲禧受监察局派遣,赴广东查案。当时全面内战正在扩大。为了作战略决策参考,党组织要求他想办法了解,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线兵力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抽调投入前线。他从广州行营收集到两广的国民党军番号、兵力、装备部署等情报,及时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组织上急于了解刘邓大军的对手——白崇禧“华中剿总”的军事情报。吴仲禧马上从上海赶往南京,住在吴石家中设法探询。恰逢“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上门拜访吴石。胡宗宪是吴石的学生,广西将领瘳磊的内侄。吴仲禧同胡宗宪,抗战时在柳州时也曾相识。
胡宗宪对吴石十分敬仰,说是吴石老师介绍他在“华中剿总”工作,这次出差来南京带了一份“华中剿总”参谋处编印的“作战态势旬报”,请吴石老师指点,随手交给吴仲禧看。
这份旬报虽然只有32开本八九页,但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官姓名、战斗损失等项,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计数字等等,这正是吴仲禧需要的珍贵情报,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吴仲禧当即表示这些材料对研究战略、战术很有帮助。胡宗宪知道吴仲禧是吴石至交,看他这样认真逐页翻阅,说吴老如有需要,待回武汉后,每期都会寄送一份给吴老参考、指正。
当时的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胡宗宪所提供的这份“旬报”是正式编印、书面有据的第一手情报,并有连续性,国民党军情况经核对属实。
1948年6月,吴仲禧改任国防部部员,被派往“徐州剿总”。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参谋长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李树正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与吴仲禧也是老熟人。吴仲禧途经南京时,请吴石写信带交李树正,吴石介绍吴仲禧是自己多年同学、好朋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吴仲禧抵达徐州时,恰逢刘峙、杜聿明都在前线视察,李树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对吴仲禧分外客气,坚持要他休息了两天,才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
机要室里挂着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幅军用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从商邱到海州全线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兵种、驻地。李在旁陪同阅览,并向他介绍了剿总作战意图和部署。吴仲禧默记要点,后托辞劳累,称改天再看,李满口答应。
第二天李树正派了一位参谋带吴仲禧到机要室,他趁这位参谋外出时,将蒋军的主要布防要点记了下来。为了早一点送出情报,几天后,吴仲禧托辞要到南京看病,向李树正请假。李树正同意他暂回后方待命,吴仲禧立刻登上火车直奔上海,向潘汉年作了口头汇报,并将提交了书面情报材料。
这份被世人称为《徐州剿总情况》的绝密情报,迅速通过秘密电台发送到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后来证实,这是党中央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较全面的情报,对解放军淮海决战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21世纪初,国家安全部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无名丰碑》展出中,辟有专栏介绍这份情报获取的经过和作用,并将吴仲禧列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数十位杰出战士之一。
吴仲禧在上海稍作逗留后,返回南京。临出发前,党组织告诉他,有个关系鲁矗(又名鲁令子,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务处任职,必要时可与之联系。
1948年底的一天,鲁矗匆忙找到吴仲禧说,昨天他在总务处收文件时,看到一份汤恩伯下达的一份绝密命令,当时苦于无法抄写,现在带来了一份设法转交上海党组织。
文件内容是汤恩伯签署发给沿江守备 10 个军军长的命令,对江阴至芜湖江防各军的战斗任务和后勤补给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份文件对解放军渡江作战部署十分重要。
第二天一早,吴仲禧带着文件赶到上海,但这时接头人已撤到香港。吴仲禧又乘飞机赶到香港,将这份重要情报及时交给接头人,并转报党组织。
解放军渡江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部门纷纷撤往广州等地,吴仲禧遵照党的指示留在广州工作。1949年4月,吴石也随南京政府迁到广州,住在吴仲禧家中,此时的他即将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吴仲禧这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上海地下党决定派谢筱迺到福建工作,要他介绍谢筱迺与吴石联系。
吴石与吴仲禧交谈了几个晚上,当他们谈到大局已定,应有所抉择时,吴石打断了他的话,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是自己决心下得太晚了。最近有关方面要他在海军方面做些策反工作,现在正着手进行。
接着又问吴仲禧,以前在上海你家中见过的那些人(指王绍鏊、林亨元)是哪一方面的,真能代表共产党吗?
吴仲禧回答他,这点可以完全放心,这次你到福建,准备介绍一个可靠的人同你联系,名叫谢筱迺,此人会主动去找你。吴石听后十分高兴,几天后他就到福州就职去了。后来谢筱迺在福建,从吴石处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6 月,吴仲禧通过在广州警察局的旧部林起钰处获悉,广州近日将进行大搜捕,他当即撤到香港。7月,吴石从福州赶到香港找吴仲禧,他们同住九龙佐顿饭店。这时,福建绥靖公署已撤销,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准备前往台湾就任。
吴石这次来香港找吴仲禧,主要是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在赴台前确定一个可以信赖的党组织联系的渠道;二是带来了两份重要密件交给组织。
这两份密件:一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粤、闽各省的兵力配置;一是国民党部队在西北各地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部署等,都是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的绝密文件,是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需要的重要军事资料。
正是这次在香港的见面中,吴仲禧曾请吴石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为了避免嫌疑,吴石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没想到这是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1949年10月,吴仲禧从香港回到解放后的广州。没几天,叶剑英就接见了他,并加以慰勉。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后来他长时间在统战系统工作,是广东省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政协历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以来,为了工作需要,他一直兼任广东省民革的领导职务。1983年6月15日,吴仲禧在广州病逝,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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