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庆前夕，就在全国人民准备庆祝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新中国公安部破获了一起由美帝国主义策划的“绝密行动”，一些潜伏在新中国国内的敌特分子，企图在国庆节当天制造“炮轰天安门”的袭击事件，阴谋加害毛主席等位于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那么这起惊天大案是如何浮出水面并且引起公安部侦查人员警觉的呢？这就要从一位伊拉克女人寄出去的特别挂号信说起了。
1950年9月27日一大早，北京东单大街上已经人声鼎沸，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国庆节的喜悦之中，街上的人们都在为庆祝新中国诞生一周年做准备工作。而在上午9时，一位打扮十分特殊的伊拉克女人，神色匆忙地来到了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
这位伊拉克女人以最快的速度在邮局办完了邮寄手续之后，向一旁站在阴暗角落监视她的一个高大肥胖的日本人点了点头，示意信件已经成功发送。随后，这位日本商人就拉低了一下自己的礼帽，跟随这位伊拉克女人一起离开了邮局，向着北京东单大街的东四巷方向走去。
就在这些“外国商人”觉得自己应该万无一失，能够将消息传递到自己的同伙手中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邮出去的这封特别挂号信就被放在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狄飞的面前，事实上，侦查处的同志们已经盯了他们很久了，狄飞认为他们有着重大的敌特嫌疑，但苦于还没能找到证据，这次他们邮出去的挂号信正好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
不过从字面内容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一封普通的购销通知，信封上的地址用毛笔写着：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而信封之中的内容则是：CL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山口隆一
这一切似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狄飞仔细研究之后，就觉得这个邮寄地址大有玄机。首先，CLC所指的正是“东京美军司令部情报处”，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组织，他们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什么要从北京进口灭火器材？其次，山口隆一的表面身份只是北京法文图书馆的一个图书编辑，他又不是商人，为什么要为国外的间谍组织购买灭火器材？
更为要命的问题是，信封里面除了有购买灭火器的信纸之外，还有一张使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面，所谓的“灭火器”被放置在天安门城下的御河桥附近，一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从“灭火器”顶端延伸出来，目标直指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主席画像处。
看到这张草图之后，狄飞顿时神色紧张起来，想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对关键证据进行拍照之后，他立刻拿着这些证据向公安部侦查处的另一位处长李国祥进行了汇报。很快，侦查处的同志们就汇聚一堂，围绕着这些证据展开了紧张的案情分析。
会上的同志们很快就达成了一项共识：国庆节期间的天安门正处于危险之中。现在已经是9月27日，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而这个日子也正是信中所提及的发货日期。那么，他们到底在“发”什么“货”？如果将“货物”和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图：1949年10月1日，彭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右起：黄炎培、彭真、毛泽东、李济深
很快，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在中南海的西花厅接见了前来汇报紧急情况的李国祥，在查看了一系列的证据之后，他立刻指示李国祥：“这很有可能是企图谋害毛主席等重要领导同志、破坏新中国国庆氛围的惊天大案，事不宜迟，你们需要立刻搜集证据，迅速破案！”
在李国祥准备离开的时候，彭真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事情一样，一把拉住了李国祥：“在这次案情调查之中，一定要严格将和这一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人员区分开来，只抓捕主要罪犯。对于其他成员，要坚持‘快抓快放’的原则，就算对方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相关人员，只要与本案关系不大，都应该谨慎对待。总而言之，没有板上钉钉的确凿证据，一律不得乱动他们，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涉外大案，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会影响新中国的国际形象。”
很快，李国祥找到了正在搜集国外情报人员的北京公安一局一处侦查科科长曹纯之。事实上，由于1950年7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曹纯之已经接到了上级命令，奉命负责对北京城内国际情报间谍组织进行秘密调查，防止敌特势力对北京城的破坏。经过大量资料的比对和对可疑人员的排查，他们很快就锁定了一个位于北京东四三条的由美国人设立的情报机构组织机构——“美国新闻处”。
所谓“美国新闻处”，正是由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北京设立的分支情报组织，经常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情报人员，是来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外国侨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散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就被美国情报机构所收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进行非法间谍活动。
通过对“美国新闻处”的秘密监视，意大利人李安东首先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之中，随后，与他秘密联络的意大利人哲立、马力悦，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的图书馆经理魏智等人的相关情报资料都被迅速汇聚到了侦查处处长李国祥的手中。
李安东，原名汤尼，意大利侨民，在中国的表面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的北京代理人。他1919年就来到中国，曾经在军阀混战时期在天津创办军火公司，多次将大批军火出售给北洋军阀。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负责在华北地区为日军收集情报数据，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1948年3月，他被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办事处上校武官包瑞德秘密收买，成为“美国新闻处”的主要创办者。在包瑞德的资助之下，李安东网罗了一大批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外国侨民为自己充当情报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日本侨民，1938年来到中国，曾经担任“华北行业协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门负责为日本搜集华北沿海船舶的来往情况和华北地区八路军的活动情况，为日本海军省提供了大量情报工作。1948年，他和李安东认识之后，迅速成为了该组织内部的得力干将，凭借着自己在东交民巷图书馆编辑的身份，圆满完成了包瑞德下达的数项情报搜集工作。事实上，早在那位伊拉克女人寄信之前，曹纯之就已经对他们开展了秘密监控，并且成功策反了负责为他们接线的重要人员——程梦、程娜两姐妹。
1950年9月25日，一位名叫程梦的年轻女性走入了意大利侨民哲立的北京住宅，此时，负责在哲立家中当“杂役”的情报人员刘峰为对方打开了大门。不一会儿，对方就离开了哲立的住宅处，这时的刘峰就发暗号给附近伪装成修鞋匠的侦查员辛学立，辛学立会意之后就拿起修鞋工具猛烈敲击鞋底，让另一位擅长“走位”的侦查员沈继宗负责盯住这一可疑目标。
下午4点左右，沈继宗悄悄回到侦查科向科长汇报进展情况。原来，这位漂亮的女子名叫程梦，现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据校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北京解放之前，程梦曾经和来自苏联的霍尔瓦特·伊芙娜学习钢琴，而这位霍尔瓦特·伊芙娜正是包瑞德的小妾。
尽管在北京解放之后，包瑞德已经离开北京，但他依然在幕后操控着“美国新闻处”的工作，因此曹纯之认定，她应该是来找那个德国佬接头的，但她应该还不是真正的接头人，背后应该还另有其人。在当地居委会的帮助下，他们得知了一条重要线索：程梦的姐姐程娜最近刚刚从香港来到北京探亲，并且办理了临时户口，他的丈夫是英国人，在北平解放之前和包瑞德有过密切接触。
根据这些线索，曹纯之带着侦查人员立刻驱车赶到了程娜的住处，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在曹纯之威严的目光之下，程娜略微感到有些恐惧。在环视了屋内各处之后，他的目光落在了程娜平时使用的梳妆台上，于是问身边的侦查人员：“这里搜查过了没有？”
“立刻搜查！”张宝英听到科长的命令之后，立刻拉开了程娜的梳妆台抽屉，从其中找到了一个非常精巧的法国胭脂盒，打开之后，从胭脂盒下面露出了半截印着英文字母的名片，张宝英仔细打量之后对曹纯之说：“没错，这就是原美国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包瑞德的名片。”
听到这句话，曹纯之严肃地对站在一旁的程娜、程梦说：“包瑞德名义上是美国驻华大使武官，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你们受到他的指示来到首都从事违法间谍活动，这就是证据！”
程梦才支支吾吾地解释说：“此次包瑞德以这半截名牌作为委托，请哲立卖掉原先放在我家里的钢琴。”而程娜也辩解道：“这是我先生让我这么做，里面绝对没有什么秘密。”
但曹纯之可不吃这一套：“卖钢琴？写信就好了，为什么要对名片？你要老实交代其中的缘由！”
“包瑞德先生让我们向哲立问好，并且让我们代为转达说，我们的洋行银根很紧，最近生意不太好。”
曹纯之发现了其中的蹊跷：“这就对了，但是哲立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人，你们洋行的生意怎样，和哲立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就是间谍惯用的话术，是向他们下达行动指令的！”
听到这句话程娜就哭了起来：“天哪，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我先生是这种人，害得我不知不觉就犯罪了。”看到程娜似乎愿意帮忙，曹纯之当晚就把程娜接到了公安部，安置让她明天按时去见哲立，按包瑞德的要求去做。
次日，在北京海德曼咖啡厅之中，程娜将包瑞德的半截名片交给了哲立。得到这一消息的哲立十分兴奋，立刻亲自开着小轿车来到了李安东的住处。
此时，李安东正在焦急等待着包瑞德派人从香港拿过来的半截名片，只要能够对上名片，那就说明包瑞德已经向他们下达同意的命令，接下来只要将消息报告给CLC总部，那么自己震惊全世界的计划就可以付诸实施了。
原来他的计划是这样的：1949年包瑞德狼狈逃离大陆之前，曾经和李安东之间有一次秘密会晤。在这次谈话之中，他毫不掩饰地对包瑞德说：“我在秘密地点还藏了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数十发迫击炮弹、手榴弹等武器。”
包瑞德听后饶有兴趣地追问说：“那你们打算日后怎么打算使用这些危险武器呢？”
“等到有机会的时候使用，比如说等到中共政府在天安门前聚会的时候，在天安门试一试，毕竟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瑞德听后顿时非常高兴，并且向他许诺说：“李安东先生，只要你的计划能够成功实施，在事成之后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50万美金的奖励，与此同时，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可以保证你们去美洲或者欧洲自由定居从商的权力。”
而这时哲立的到来让李安东欣喜不已，他立刻接过放在哲立上衣口袋里面的半截名片，然后从自己书架之中取出一本意大利文书籍，将夹在书页之中的半截名片取了出来，然后使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检查了两张名片之间的缝隙。
“没错，联络暗号完全正确。”李安东蓝色的眼眸之中闪烁着杀气凌人的气息。“你马上去找山口隆一，让他马上和东京方面取得联系。”
山口隆一得到消息之后，就一路开车向东交民巷行驶而去，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将车停在了一条不起眼的后巷之中，随后他匆匆走入了一位伊拉克女人开的一家熏鱼店。这位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之前也曾经和包瑞德经常来往，包瑞德用大笔金钱收买她之后，她就成为了为包瑞德传递情报的重要人选。来到这里之后，山口隆一顺手递给她两个袋子：“这其中一个是1000美元，你的任务是在明天早晨，将这封信用国际快件发出！”于是就有了9月27日前述的那一幕。
从中南海回来的李国祥回到公安部之后，向曹纯之交代了这次行动的期限：“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发话了，让我们在国庆前破案，我看我们明天就进行抓捕行动吧！”曹纯之接到命令之后，立刻进行了三点部署：
图：1951年3月8日，彭真市长在就职典礼上讲话。
其一，通知公安五局，立刻加强天安门的保卫措施，增派暗哨守护天安门，确保防患于未然；其二，负责监视外国间谍的侦查员一律换为具有丰富经验的老侦查员，绝不允许在收网的关键时刻出现半点漏洞；其三，继续进行邮政控制与特情深入行动，寻找更多证据。
此时，刚刚从外地赶回北京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一下车就来到侦查科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到案件进展之后，他对李国祥说：“我们马上集合来自沈阳、河北、天津的所有优秀侦查员，共同参与破案工作，在国庆之前争取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次案件也是训练侦查员的最佳实践机会。”
9月28日早6点，地平线刚刚露出一丝曙光，来自各地的大批侦查员们就已经在院内集合完毕。7点整，李国祥赶到现场，向广大侦查员下达了抓捕命令：“经过侦查发现，美帝国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毛主席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企图制造国际混乱，对此公安部的决心和命令是：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国际间谍分子！”随着汽车、摩托车和吉普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渐次响起，广大侦查组成员分为四组，呼啸着向这几位犯罪嫌疑人的驻地呼啸而起，很快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就在侦查员们为几位重要间谍的相继落网感到欢呼雀跃时，负责这次行动指挥的曹纯之却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侦查员辛立学打来的：“报告科长，从李安东家里并没有搜查出重要的犯罪证据！”
“什么，没找到？”曹纯之意识到，这次李安东是破案的重点，如果搜不出关键的证据，那么事情可就严重了。就在他准备心急火燎地率队员赶去现场时，他一出门就撞上了来自保定市公安局的侦查科长韩复光同志。
一看到韩复光的到来，曹纯之急忙拉住他说：“老兄啊，你来得正巧！今天我们就先不叙旧了，你马上和我去一趟主犯李安东的家里，听说那里没有搜出罪证，你赶快去吧，那里的搜查现场你负责统一指挥！”在曹纯之急切的催促下，韩复光还没来得坐下来喝杯水，就急忙坐着小车来到了主犯李安东的家中。
韩复光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侦查员们正在从刚刚搜出来的三个红木柜之中拿出一摞摞的外文资料，韩复光拿起一摞资料，对张宝英说：“你要赶快弄清楚这些材料的性质是什么！”随后他又给曹纯之打了电话：“在这里搜出来大量的情报底稿，请赶快派一名意大利文翻译过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之后，张宝英回答说：“这些材料都是中国保密度很高的军事政治情报，其中有《华北空军基地资料》、《晋东南铁矿资源分布》等等，还有中央重要首脑人员的履历、住址、电话、汽车号码等文件。”
尽管找到了一部分间谍证据，但李安东一直以“新闻自由”等理由和他们狡辩，尽管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一部分犯罪事实，但韩复光最关心的时期却只有一点：他将那门打算用来轰击天安门的迫击炮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在侦查员们加紧搜查的时候，一位侦查员忽然从李安东周围的天花板书架支架周围搜出了一个使用油纸包裹着的的铁桶，看起来似乎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于是他就将这个小铁桶随手扔在了一边，随后听到“咣当”一阵响声。
对武器有着高度敏感性的韩复光立刻走过去检查了一下这件东西。由于早些年他在延安抗大学校的时候，专门学过有关军械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对武器撞击声音非常熟悉。他仔细检查一看，发现在这个小铁桶上刻着Stokes字样，明显这就是一个小型迫击炮炮筒。
在韩复光一边正在搜查的时候，另一路人员已经来到了马力悦的教堂之中，毫不费力的就在教堂壁炉的左侧搜查出了迫击炮的炮座、炮架、炮弹等零部件。随后，这些证据材料都被送往李安东的家里，为了让李安东彻底死心，韩复光上前拿起炮筒和炮架，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组合声，韩复光将这些被拆散的零部件重新拼成了一门Stokes小型迫击炮，随后当着他的面质问他：“李安东先生，这就是你们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吗？这显然是间谍的罪证！”
至此，李安东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了，他不得不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阴谋炮击天安门的作案过程，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至此全部覆灭。时隔大约一年之后的1951年8月17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宣判，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余外国间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服刑期满之后立刻驱逐出境，这些用心险恶的外国间谍终于自食其果，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